《西方旅游史：16-21世纪》，[法]马克·布瓦耶著，金龙格 秦琼芳 黎潜 向东晓 姚琳 周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648页，128.00元在五一节前与友人在黔东南苗寨山地自驾旅游，假期中则宅在家里看书画画，看来是比较好的安排。看完了马克·布瓦耶（Marc Boyer，1926-2018）《西方旅游史：16-21世纪》（原书名HISTOIRE GENERALE DU TOURISME Du XVle au XXIe siecle，2005；金龙格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 月），正好有助于思考这次旅行中看到的现象与问题。布瓦耶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旅游研究专家，出版过《旅游的发明》等十几部旅游研究专著。他曾担任艾克斯-马赛大学旅游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任里昂第二大学副校长，在该校组建了法国第一个旅游系。这部《西方旅游史》被认为是他的代表著作。 本书原名直译应为“16-21世纪旅游通史”，但是正如“译后记”所言，由于该书内容只限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因此译作《西方旅游史》是更为恰当的。这是一部跨学科、多元视野和百科全书式的西方旅游文化史，这两点甚至仅从浏览该书目录就可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者从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着笔，追溯旅游这一活动产生的源头，介绍了十六至二十一世纪旅游在西方世界如何出现并演变为全球性活动；梳理了十六至二十一世纪五百多年间西方旅游活动随社会变革、习俗演进的发展过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旅游活动特点。实际上，这个研究与叙事框架的建构就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因为旅游之有“史”是相当难以划清起点、确立研究对象和叙事范围的。即便仅仅是对旅游者的研究来说，“了解人们为什么外出旅游，为什么到此处而非别处，在该季节而非别的季节旅游，是一项艰巨的任务”（573页）。作者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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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瓦耶首先介绍了十六世纪欧洲旅游萌芽和十八世纪旅游的新发现，以及精英主义旅游在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谈到旅游的“精英主义”，在今天这个大众狂欢的旅游产业时代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这的确是旅游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文艺复兴开启了一个充满好奇心的时代，人们通过旅游获得丰富的精神体验，逐渐从宗教朝圣之旅发展为文化性和个体性的人文旅游。而启蒙运动之后法国凭借在知识和文艺上的影响力，成为继意大利之后另一个欧洲旅游胜地。十八世纪后，随着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思潮兴起，乡间度假、登山运动、高山旅游等掀起热潮，文学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影响着游客的旅行选择与审美思潮的变化。而十九至二十世纪则是旅游大众化的过程，随着精英旅游的季节性和一批规模化的疗养地出现，大众旅游兴起，反过来又造就了新的旅游季和滑雪运动、洲际旅游等度假模式。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当下依旧热门的旅游方式（如乡间度假、登山、滑雪、阳光浴、泡温泉等）是如何出现及演变的。布瓦耶从一开始就强调“本书另辟蹊径，将围绕游客进行研究”。在本书所有论述中，他坚持以游客为中心，聚焦游客身份及其行为、爱好等明显特征，揭示游客在旅游的产生、命名、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围绕不同时期引领旅游风潮的人群对旅游的影响展开研究。从英国贵族到法国大文豪，从蒙田、卢梭、大仲马，到巴尔扎克、福楼拜、歌德，从文学文本与历史文献中深入考察他们如何以自己的旅行经历或记录方式书写了西方旅游的历史叙事，在记录的同时也开创了新的旅行方式和文学形式，塑造了一个时期的旅游风尚和精神生活，把文学、哲学与艺术研究与旅游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作者从社会、宗教、经济、心理、养生甚至医学发展等角度，考察了从精英旅游究竟是如何发展成大众旅游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是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塑造现代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历史进程。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感受旅游史与当代生活的丰富联系，例如在旅游中发现的古老的治病方式与多元文化中的社交方式；在泡温泉的功能变化的背后是医学观念和养生理念的变化；从不穿衣服泡温泉到穿衣服泡温泉，背后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在山巅体验滑雪和攀登高峰中感受征服的愉悦，背后是人性精神的高扬；而在人们饮用的依云矿泉水、巴黎水的背后则是各地温泉小镇崛起的历史；还有像《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卡门》等文学名著如何打造了一批有吸引力的旅游胜地，并使各种旅游指南装饰上文学与艺术的花边……所有这些，的确都可以说明旅游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精英主义的扩散史，从最初为了提升自我的精英壮游，变成享受生活艺术的大众旅游。布瓦耶通过对过去五百多年间西方历史上随文明和社会习俗演进的旅游活动进行系统梳理，重新发现旅行在人类探寻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中的独特魅力。
可能在一些读者心目中，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活动和习惯未必会与旅游联系起来，比如去“泡温泉”、喝矿泉水。但是布瓦耶在这本旅游史中有几个小节专门谈温泉与矿泉水，可以发现“旅游”与人类生活其实有着更为丰富和更为细微的联系。在“泡温泉”的背后有古罗马城市公共浴室的历史基因，因此“自18世纪以来建立的几乎所有的温泉疗养所，我们都可以从它们的名字或遗址中发现古罗马的痕迹”（80页）。这是今天很多热衷去泡温泉的消费者未必会想到的。而对于通常关于泡温泉带来的健康甚至疗治疾病的说法，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得到医学研究的认可。直到各种温泉度假村建立起来之后，才获得医学认可，但不是因为有了医学认可才出现温泉度假村，而是相反。法兰西国家医学院在整个十九世纪开展了持续性的监管工作：那些著名的温泉由领薪资的“医疗监管员”负责监管，提交温泉年度报告并上报观察到的临床病例。无论这种医学认可的科学可靠性如何，早在十一、十二世纪起，拥有最高权力的天主教会非常同情遭受病痛之苦的穷人，给予他们自由进入温泉浴场洗浴的权利，同时把那些最穷困的人安置在临时济贫院里；十九世纪法兰西医学科学院也打着卫生保健的旗号试图给予穷人免费进入温泉洗浴的特权（85-86页）。还有就是，在法国旧制度时期甚至是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相当大一部分来温泉洗浴疗治的是士兵，他们都是疾病缠身：骨折、外伤、肿痛、关节疾病、痢疾等（91页）。这些或许都是在我们关于“温泉度假疗养”的认知中所不知道的“温泉社会政治学”。接下来，从对温泉的水质研究发展到对饮用水的研究，矿泉水经济应运而生。关键的问题不是哪些水不适合人类饮用，而是可饮用水是有成分、质量的不同等级，价值也不相同。于是矿泉水被装瓶、被销售，所谓不生产水、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末期就开始了，那时已经有成桶成桶的来自瓦尔斯莱班温泉的水被运进凡尔赛宫。十八世纪时，在巴黎、里昂、马赛和其他大城市的“特权老爷们”已经垄断了瓶装矿泉水的分配与售卖，瓶装水价格被抬得很高，王权同时也参与了对矿泉水的掌控（93页）。在1789年，已经有多达三十多种矿泉水可供巴黎的有钱人选择了，其中还有五种是外国的。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的矿泉水市场初步形成了。
深入阅读该书，最后可能会发现不管是否热爱旅行，旅行其实一直在塑造着你的生活、你的人生经验。布瓦耶自言该书雄心勃勃，“它展现了旅游的全貌，揭示了旅游的初始阶段，推翻了所谓旅游一直都存在的主张。……这部旅游史是通史，但不是百科全书，也不是世界史”（572页）。最后他总结该书获得的成果，实际上也是该书的主要结论，其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和有意思的是：一，自然和历史的旅游胜地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文化成果；二，必须相信在旅游艺术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适用的金科玉律；三，旅游是由一系列标新立异的发明组成的，发明的进程在十八世纪开启，发明人各不相同；四，旅游的演进是社会文化方面的；这是一段独立自主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国家几乎没有干预，资本的力量很少而且进入得很晚；五，不能只看到旅游带来的冲击而做出消极的评价，荒漠化对乡村的危害比乡村旅游更严重，游客常常能让当地民众意识到自己的价值（575-576页）。
在这里，关于旅游几乎不受国家干预、资本进入的力量很少这一说法显然不适用于今天，这两种力量在今天联手对旅游事业的介入程度和带来的影响已经成为旅游研究最重要的议题。另外，旅游关于旅游给景区带来的正负影响，应涉及社会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等多种学科视角和研究经验，还需要有更全面和具体的论证。我在前十来天和几位友人在黔东南自驾游，一路上翻山越岭，住苗寨民宿，在一些著名景区挤进节前的旅游人流，沿途所见所思正是关乎上述这两个问题。应该说，旅游业在中国的国情特色为旅游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研究视角和更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国家介入与资本力量联手打造的红色旅游、民族风情旅游和文化特色乡镇旅游之中蕴含有非常丰富的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信息和存在问题。即便只是像布瓦耶那样以游客为中心进行研究，在我们这次旅途中印象最深的公务员、中小学生和退休老人这三种旅游人群的背后就可以引申出很多有意义的研究议题。说到这里，顺带查阅了某旅游研究学术机构新公布的获奖优秀论文篇目，仅从论题来说都没有关于游客的专题研究。布瓦耶在书中建议“更多地从社会文化角度评价游客这一身份”，从我在这次旅行中观察到的现象而言，还可以增加从政治文化、经济形势、学校教育价值体系甚至退休金制度等角度来研究游客这一身份，一部现在进行时的旅游史其实就是一面折射社会现实的镜子。由此想到的是，不知道在目前旅游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是否有游客身份的政治社会学调查、旅游消费中的支出研究等选修课程，窃以为这些都是值得让学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布瓦耶虽然认为在这段旅游历史中，国家几乎没有干预，但他并非没有看到国家权力干预的已经存在的事实，只不过那种干预表现为执法的宽容甚至是网开一面。他从二十世纪初的自由主义思想切入，这种思想认为国家只是暴力机关，不必对旅游进行管理。他指出：“其实，只需略加观察，就可以看到权力机关对旅游业的宽容态度：管理集市商贩和其他‘流动人口’的惩罚式法规并不影响游客；旧有的牛马车交通法规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针对机动车的新交通法规；法律对作为旅游景点的赌场极为宽容，对普通的赌钱行为则进行严厉惩戒：在当时控制流动人口的‘旅馆警察’的报告中，对普通宾馆和有‘不良人员’往来的可疑旅馆有明显的区别对待。”（导言，iv）看来很难说这只是在二十世纪初旅游业的发展期才出现的现象，其中所折射的地方管理者心态我们也并不陌生。但是与在全球化旅游产业思潮席卷下的国家权力对旅游业资源的全面规划、与资本力量联手深度开发、与社会监控全面接轨等巨大变化相比，那种功利主义的执法宽容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布瓦耶指出，“旅游艺术受到力图统治21世纪的市场全球化思想的严重威胁。市场把旅游降级为一种产品，把游客降级为温顺的消费者。”（576页）极力打造“旅游产品”和“温顺的消费者”，这几乎就是权力与资本对旅游业的基本诉求。在旅行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打造”的关键是规划，而规划其实就是地方经济研究与财政学的核心。当“红色景点”必须免费的时候，就在游客不得不“自由选择”的摆渡车上做好文章；当民宿都圈进了要买门票的景区之后，住店就先交过路钱；当有些著名景色被名正言顺的围屏物阻隔了原本自由的视线之后，门票创收就自然上去了。布瓦耶或许也从未那么深入地思考过“景区旅游规划”的问题，其实这才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旅游政治经济学。回到刚才提到的某旅游研究学术机构新公布的获奖优秀论文篇目，可以发现几乎都是关于旅游业的国家规划及资本投入的研究议题，只是不知道在宏大话语和概念话术的包装下其实有没有多少真问题和有价值的问题意识。
在布瓦耶总结的这些成果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他提到了但没有深入展开的想法同样重要，比如他认为“旅游是反主流文化的，与正统的主流文化观念大相径庭。……旅游与工作至上的观念以及新生的中产阶级的致富观念背道而驰”（576页）。以今天的经验来说，旅游早已成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工作至上的观念是互补的关系，致富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旅游中宣示自己的人生成就。但是布瓦耶的说法提醒我们回想旅游发明期间的那种反主流的精神气质，它在今天一些青年背包客身上一息尚存。
在这里我很自然会想起另外几本书，比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1957）。一群没有多少钱的年轻人，背着最简单的行李搭顺风车上路，没钱吃饭就去打工然后继续上路。那种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的背影让人永远热泪盈眶。可惜有太多人宁愿墨守成规过着机械般的人生，也有太多的人只能在长假期中挤进旅游狂潮。又比如简·莫里斯（Jan Morris）的《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The World: Life and Travel 1950-2000），作者在“序言”中说：“我本性是局外人，职业是旁观者，倾向于做孤独客，我这辈子一直在看事物和事件，观察它们对我自己的特定感受力的影响”（方军、吕静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9页）。好一个局外人、旁观者与孤独客，这是不甘与主流为伍的决绝，只为了能自由地行走、观察和书写，这样的游客其实就是侠客。还有罗瑞·斯图尔特（Rory Stewart）的《寻路阿富汗: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The Places in Between，2004），他在2002年徒步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地，在路上他不仅要面对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和身体遭受的种种病痛折磨，还要冒着在动乱中被射杀等各种危险。坚持徒步行走的理由是为了在最微观的视野中记录下在地缘与文明的夹缝中挣扎的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状态，发现其最具地方性和个人性的深层意涵。说实在的，这几本书让我有点遗憾地感到布瓦耶在这方面的体验似乎激情不足，虽然我也知道学者与背包客无论在生活语境、个人经验或性格气质上都多有不同。
比反主流文化更为激进的视角是关于旅游与革命的关系，布瓦耶是这样谈到这个问题的：“游客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中对异国情调的追寻，是对一个很巧妙的问题的回答（德国作家恩岑斯贝格尔觉得这个回答很糟糕），‘把改变自己的国家变成换一个国家’。美国学者迪恩·麦克康奈尔则更加粗暴：旅游和革命是现代意识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极端。”（576页）把“异国情调”与改变国家联系起来，这是比较敏锐的联想。放弃改变自己的国家，“换一个国家”有何不可？但是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旅居。由此思考布瓦耶认为是粗暴的那句话，旅游与革命这两个对立的极端实际上最后还是殊途同归——无论是改变，还是换一个国家。其实，更彻底的反主流是难以被纳入国家体制之中的，无论是哪种体制。因此，倒是布瓦耶在谈到“度假村和有形乌托邦”的时候已经在实质上接触到这个问题。他称为“社会旅游”：“它们想让一个更加友爱、更加平等的社会提前到来”，因此过着平等的、集体的生活，“旅游的艺术在此变成了乌托邦的艺术，展示出一个理想社会”（568页）。在我的旅游经历中曾经踏入过这样一个乌托邦，接触过、采访过其中的年轻人。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东边有一个叫林宾（Nimbin）的隐藏在丘陵丛林之中的小镇，到处是涂鸦和大幅的图像古怪、色彩鲜明的招贴画，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在酒吧里吹拉弹唱，街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年轻的背包族来来往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不少从学生造反运动中走出来的青年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我看到的一些图片反映了那时的生活情景：开放的生活，在河流中沐浴、裸泳，在草地上一边晒干身体，一边读书。我参观了一间玻璃工艺品工厂、一所服装学校；采访了一家政府出资的电台，全台只有两名志愿工作人员，设备简陋，但却是当地的文化建设中心；采访了镇上的微型警察局，年轻的警员告诉我们这里治安良好。电台与警局属于政府，但是由人民自由地运作，这是真实的、实现了的乌托邦，是青年背包客最后的乐园。
布瓦耶这本书完成于2005年，他说“21世纪伊始，忘记、摈弃了所有伟大的革命性变革思想的人类会不会因为旅游艺术让世界平静下来而对它表示感激呢？”（577页）可惜的是显然不会，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战争、恐袭、全球性疫情使人类要面对更为严酷和更为逼迫的社会变革问题，旅游不仅无法使世界平静下来，而且已经有不少的历史古迹在新世纪以来毁于炮火之中。但是无论如何，旅游文化永远是动荡磨难中的一种人性的抚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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